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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看中国防疫：“强劲的经济复苏就在前面”******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题：外媒看中国防疫：“强劲的经济复苏就在前面”

　　新华社记者

　　近期，境外媒体纷纷关注到，北京等已渡过疫情高峰的中国城市，复工复产步伐加快，消费活力涌现；道路上的卡车数量增长，国内航班数量上涨，出境航班预订量上升，影院人数增加。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中国经济将出现强劲复苏，并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起到明显提振作用。

　　“中国经济将实现比预期更快的复苏”

　　外媒称，在中国疫情防控措施调整转段后，上海、武汉等多地民众参加跨年庆祝活动，祈福新一年更美好。

　　法新社1日报道说，在北京，年轻人涌向俱乐部、音乐场所和酒吧；在上海，戴口罩的年轻人在标志性的外滩附近街道上迎接新年到来；在武汉，午夜钟声敲响时，人群放飞节日气球。

　　中国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北京等多个城市生产生活陆续恢复正常，经济活力复苏。

　　多家外媒对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后的经济复苏保持乐观。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经济学家的观点说，2023年中国经济出现更快、更强反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彭博社观察到，元旦前一周，北京、成都和武汉等地的地铁乘客人数增加40%—100%，交通拥堵程度上升约150%—240%，表明这些地区的居民正重返工作、购物和餐馆。

　　彭博社报道指出，虽然经济社会活跃度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但北京等城市活力的快速反弹表明，一旦这波疫情过去，中国经济能够实现比预期更快的复苏。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花旗银行分析师预测说，中国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1%，达50万亿元人民币，绝大部分主要城市1月中旬前将渡过疫情高峰。报道称，投资者和分析师预测“未来一年将更加光明”。

　　路透社报道援引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的观点称：“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强劲的经济复苏就在前面。”

　　“全球投资者渴望回到中国做生意”

　　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1月8日起实施。内容包括：不再对入境人员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对健康申报正常且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无异常者，可放行进入社会面；取消国际航班的客座率限制；进一步优化复工复产、商务、留学、探亲、团聚等外籍人士来华安排，提供相应签证便利。

　　多家外国在华商会等机构认为，此举有助于恢复中外人员往来和商务旅行，重振投资营商信心。

　　美联社报道说，对于中国结束对入境旅客实行隔离，众多外企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朝着重振商业活动迈出的重要一步。报道援引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华刚林的话称，“这为恢复正常商务旅行扫清了道路”。

　　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预料新一年外国高管们将前往中国。一家在中国内地设有工厂的大型日本制造商的高管表示，他和同事预计将很快赴华。

　　这篇报道援引投资机构PAC创始人廖明的话说，全球投资者渴望回到中国做生意。

　　“在世界迎来2023年之际，中国已经准备了一份礼物。”肯尼亚《民族报》网站在一篇题为《中国防疫新政策对世界经济是利好》的报道中说。

　　文章说，新政策为疫情以来没有返回中国或者没有去过中国的国际学生的未来注入希望，也让许多商人有机会重新激活他们在中国的商业网络。

　　世界将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复苏

　　“无论如何，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会逐渐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世界最终将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复苏。”美国福布斯新闻网题为《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新阶段对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的文章说。

　　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疫情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旅游消费国，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游支出超过2770亿美元。

　　美国《华尔街日报》题为《中国人“报复性旅行”将提振2023年旅游业》的报道称，中国重新开放边境意味着中国游客的回归将提振过去依赖他们的企业，特别是在一些周边国家的企业。重新开放对中国的航空公司和旅行社来说显然是好消息，且这些利好将向更广范围扩散。

　　《金融时报》援引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沈思文预测，到2023年夏季，中国游客出境游将恢复至2019年同期约50%的水平。上海一家旅行社的经理说，1月下旬农历新年期间将出现旅游“井喷”。

　　“我们预计，这将对其他东盟国家的经济产生比越南更大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国内经济的关联度更大。”越通社报道援引越南资本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科卡拉里的话说。

　　路透社把中国消费者即将为世界各地带来的经济提振比喻为“报复性”反弹。

　　这家通讯社报道说，中国占全球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的21%。随着1月21日开始的中国农历新年假期临近，全球各地的酒店、餐饮行业也开始做好准备，希望从即将到来的旅游热中获利。

　　肯尼亚《民族报》报道认为，中国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利好全球经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望在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